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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发布于《泰晤士报》
作者：汤姆·奥尔纳特（Tom Allnutt）与马特·沃尔夫（Matt Wolfe）
本届赛事是历史上最多元化的一届，1248名参赛球员中有四分之一出生在他们选择代表的国家（地区）之外。
阿里·阿尔-哈马迪称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，这段旅程将他从伊拉克带到约旦，再带到利物浦的托克斯泰斯，在他的父亲被萨达姆·侯赛因监禁之后，最后来到2026年世界杯。
阿尔-哈马迪的父亲易卜拉欣，在2003年战争爆发前因在伊拉克抗议侯赛因的独裁统治而被监禁，当时他正在学习法律，这意味着阿尔-哈马迪和他的母亲阿西尔·莫赫森逃往约旦。这个家庭最终在利物浦团聚，阿尔-哈马迪的足球生涯就是从利物浦男校队开始的。上赛季，他被租借到英冠的卢顿镇队，此前他曾效力于英超的伊普斯维奇队。
周二在波士顿，伊拉克以1比4输给挪威的比赛中，与阿尔-哈马迪站在对立面的是奥斯高，他也从利物浦男校队起步，出生在利物浦，母亲是法国人，但他通过父亲（挪威人）的关系为挪威队效力。他的队友哈兰德用两粒进球率领挪威队获胜，哈兰德出生于利兹，三岁时搬到了挪威的布莱尼。
赛巴里在纽约为摩洛哥队打入一球，帮助球队1比1战平巴西，随后又在周五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中打入制胜球。他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泰拉萨，父母是摩洛哥人，但在比利时长大，之后加盟了荷兰的埃因霍温PSV。伊兰昆达在澳大利亚于温哥华2比0战胜土耳其的比赛中首开纪录。他出生于坦桑尼亚的一个难民营，父母是布隆迪人，他们逃离了内战，之后跨越5000英里迁往澳大利亚珀斯，当时伊兰昆达三岁。他的进球是澳大利亚在世界杯上首次由出生在国外的球员打入。“我知道有一天，希望有一天，我会在世界杯上进球，”他说。
这届世界杯上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。有些球员代表他们出生但未成长的国家参赛，或者代表他们成长但未出生的国家，又或者代表他们从未生活过但有祖先渊源的国家——通过母亲、父亲或祖父母。事实上，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的前七天里，每天都有进球者的父母或出生地与球衣上的徽章代表的不同国籍。
就其本质而言，作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，共有48支球队参赛，这是历史上最多元化的足球赛事。然而，即使从比例上看，也从未有过一届赛事出现如此交错纵横的国籍情况。在本届世界杯的1248名球员中，有292人出生于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之外，占比23%，是二十年前2006年世界杯9%的两倍多。在小组赛首轮打入的75个进球中，有15%是由出生在与所效力国家不同的球员打进的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这项运动反映了现代国籍认同的复杂性，在这个边界和界限变得如此模糊的世界里。但足球领域的这种吸纳也因管理机构、国家足协和球员自身在战略和态度上的转变而加速。
例如，2021年，国际足联放宽了球员转换国籍代表资格的限制，允许任何在21岁前拥有不超过三次成年国家队出场记录的球员更换所代表的国家。此前的规则更为严格，规定球员一旦在正式比赛中获得一次成年国家队出场，就不能再转换。
这些规则的放宽，反过来鼓励各国采取更具战略性的“球探”方式，即识别那些具有必要关联或背景的球员，将其加入数据库，然后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转换国籍。
库拉索作为荷兰王国的构成国，就启动了这样一个项目，旨在招募与该岛有血缘关系的“荷兰”球员，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效力。为了说服怀疑者，2015年担任库拉索主教练的帕特里克·克鲁伊维特甚至安排了一场当地球员与潜在招募对象之间的比赛，结果招募对象以7比1获胜。
本届世界杯上有65名荷兰出生的球员，其中25人代表库拉索队参赛，而库拉索对阵德国队时打入历史性进球的科梅嫩夏就出生在布雷达，并出自埃因霍温青训。摩洛哥、突尼斯和民主刚果的阵容中，都有超过一半的球员出生在其他国家，这是他们有意为之的政策，旨在征召所有符合资格的优秀球员。
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，许多球员来自法国。本届世界杯上有令人惊讶的99名法国出生的球员——仅巴黎或其郊区就占了53人——其中只有23人在法国国家队阵容中。就出生地而言，50名球员出生于德国，有48名出生于英格兰。在英格兰队阵中，有20名球员本可以为其他国家效力；反过来，哈兰德（挪威）、塞梅尼奥（加纳）和奥利塞（法国）本可以组成一套犀利的英格兰锋线三叉戟。
世界杯最大的人才摇篮
本届赛事中，出生于法国的球员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，尽管其中只有23人是法国队阵容的一部分。
可以理解，如果一些球员的决定是出于职业生涯的考虑——在第一扇门关闭之后，为通往世界杯打开第二扇门。前曼城中卫拉波尔特曾代表法国青年队出场，但他通往成年队的道路被一批出色的法国后卫堵死，2021年5月，国际足联批准了他转换代表西班牙队的申请，那距离欧洲杯开赛仅有一个月。前锋巴洛贡出自阿森纳的哈尔恩德青训营，曾代表英格兰U21出场13次，但他永远无法挤掉哈里·凯恩，而且他出生于布鲁克林，现在代表美国队出战。巴洛贡在首场4比1战胜巴拉圭的比赛中梅开二度。
本届世界杯如此生动地讲述移民和难民的故事，或许尤其令人感慨，因为本届赛事正是在排斥的背景下举行的。四个参赛国家——伊朗、海地、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——的旅行签证发放被完全或部分暂停，同时来自中东和非洲的记者被拒之门外。一名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，而伊朗球员被迫将基地设在墨西哥，只被允许在比赛日进入美国。
如果说这感觉像是世界杯的一个非常现代的写照，那么它也与这项赛事的历史和创立精神相契合。1928年，当朱尔·里梅首次提议创办世界杯时，国际足联记录道，他是“受到通过体育团结与调和各国的理念的启发”。国际足联称，里梅“对奥运会足球比赛排斥职业球员感到失望”。
第一位参加世界杯的英格兰人实际上并不是代表英格兰出战的。乔治·穆尔豪斯移民加拿大后，为蒙特利尔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队效力，之后搬到纽约，在那里接受了美国公民身份，并代表美国参加了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——而英格兰队直到1950年才首次参赛。
穆尔豪斯自己的漫长旅程，是通往世界杯的众多旅程中的第一个。在这届赛事中，国籍观念对球员来说从未如此流动，而身份认同感也远比他们球衣上佩戴的徽章更加深厚和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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